一、 前言

王实甫所著《西厢记》，诞生伊始，在古代就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红楼梦》中，林黛玉称其为“淫词艳曲”，贾母也大肆对此书进行批判。由此可见《西厢记》在古代文学史中的不入流地位。如今，在《西厢记》得以解禁后，所传播的环境，所面临的受众开始有所不同。当人们再读“西厢”，却开始发现其中所蕴含的进步色彩，并赋予它“元杂剧的压卷之作”美誉。因此，本篇论文以现代人的眼光品读《西厢记》，对其中反抗意识下体现的进步色彩提出自己的解读。

二、 为爱破缚的女性意识觉醒

在封建社会，女性本身就背负着众多的条条框框。尤其是显赫家族的千金小姐，更是在礼制之下有着重重的束缚。相国千金崔莺莺，身为达官家族的小姐，身份的显赫使她从小就接受严格的礼制教育。自出生起，她就生活在制度与规范的束缚中，其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屈服于封建伦理制度。

但当相国千金遇上白面书生，门不当户不对的家族背景，使二人的爱情之路充满坎坷，却也从深处打破了崔莺莺的无形束缚。遇到张生后，崔莺莺第一次有了思想上反封建礼教意识的萌芽。初见于寺院中，“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崔莺莺心动的信号。此后，崔莺莺更是打破伦理道德中女性的矜持，主动以诗为载体，与张生邀约碰面于院中。这是崔莺莺打破束缚的重要一步。她放下了自己显赫的身份，这无疑是对古代礼制的重重反击。甚至于之后，崔莺莺在不征求母亲的同意下，夜夜来到张生房中，打破古代女性的贞洁观念，在未与张生成婚之时，便初尝爱情的禁果。在这之中所蕴含的崔莺莺对古代制度的反抗意识，则是不言而喻的。

崔莺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封建环境的束缚下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古代社会看来，崔莺莺的行为就是有失相国千金的脸面，是对封建礼制的践踏。可如今，当我们再次品读《西厢记》时，却不得不因为崔莺莺敢于破除束缚勇敢追爱而从内心感到由衷的欣赏，充分体现了在当时时代条件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三、 不同寻常的仆人形象塑造

在古代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主仆之间向来都是“主贵仆贱，不容僭越”的状态。此外，封建社会时期的仆人塑造，大多以“愚笨”“麻木”等贬义词为形容，极少见到有关仆人的正向描写，从某一方面来讲，这是因为仆人的地位在古代社会中难以得到足够的重视，无法获得与主子平等的权利。

但《西厢记》中的红娘却一反常规，打破了人们固有观念中的仆人形象。首先，《西厢记》第一章中写道：“莺莺小姐和红娘从小一块儿长大，感情深厚，如同姐妹一般，所以小姐十分信赖她。”王实甫对其形象的塑造从这一句话就定下了基调：红娘作为一个仆人已经不再处于主子背后的屈从性地位，与莺莺似于情同姐妹的关系，更是让红娘在地位上与莺莺趋之于平等。除此之外，王实甫笔下的红娘也并非愚笨。在与莺莺的相处中，其并不像一个麻木的丫鬟，反倒是用小姐的心腹来形容更为合适。“知其所想，明其所言”，是小姐身边的得力助手。

红娘作为王实甫笔下的“反常规”仆人形象，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或许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但如今来看，她的存在，是对封建社会礼制的强烈打击，也是对伦理道德观的一定程度的突破。因此，当我们再次以现代人的眼光品读《西厢记》时，不免为王实甫突破时代的超前写作观念而感到惊喜，这种蕴含于人物形象中的进步色彩即使是放到百年之后的社会，也仍然拥有能够绽放出光芒的独特价值。

四、 超越世俗意义的圆满爱情

婚姻在古代封建社会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身份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来说，“门当户对”则是一桩婚姻必不可少的条件。所谓“寻人先看出身”，因此在《西厢记》中，莺莺的家族早已为她定下婚约，这乃是亲上加亲的联姻，无论从任何一方面来看，都十分符合封建社会的礼制规范。

因此，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更显得不同于世俗。一个是相国千金，出身高贵；一个却是白面书生，平凡草根。家世背景相差悬殊，使他们的爱情变得异常困难。得不到认同，甚至因为莺莺身份的限制，使得他们见面都成了一件难事。张生堂堂三尺男儿，为情烦闷不堪，因情患疾；莺莺翩翩贵族小姐，也数次为情落泪。这一对有情人，好似站在了封建思想的对立面，妄图用一己之力去破除这已经盛行多年的思想枷锁，其中艰难可想而知。但在最后，圆满的爱情终开花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在当时的社会看来，堂堂相国千金嫁给了一位区区书生，这不仅仅关乎莺莺一人，对于莺莺的家族来说也会受到社会言语的讨论。可当我们身处现在的时代环境，再读《西厢记》，却只会感叹莺莺与张生爱情的令人动容。“自由恋爱”在如今已经是一个十分同行的观念。不难看出，莺莺与张生的爱情虽然在封建社会阻力重重，却能够完美契合现代社会观念，这也不难称其为《西厢记》中的又一进步色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