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中很早便出现了“人民”概念。根据《辞源》对“人民”所下的定义，“人民”包含着两个主要义项，即人类与平民百姓：

人民：人类。《管子七法》：“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指平民，百姓。《周礼·地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1]

古代文献中的“人民”也多指百姓。《墨子·尚贤上·第八》中有：“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2]；《墨子·尚贤中·第九》中有：“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3]；《史记·乐书》中有：“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4]可见，“人民”多指与君主、贵族以及朝廷官员相对的平民百姓，与“国家”“社稷”“朝廷”是一组互为关涉的概念。“人”“民”常分开使用。“人”多指人类，众人，也指在位者，“民”则更接近于“人民”概念。

民是君主得失天下的根本原因，是君王成其为君王的基础。孟子正是在这一视界下提出了“民为贵”的著名论断。然而，提出“民为贵”的出发点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关乎君主统治的合法性，甚至决定着天意，但“民”仍然需要通过“天意”对统治者进行干预，而不是直接使用政治权力参与政权，所获得的权力也并不是完全、平整和均等的。

尽管古代中国通过“人民”“人”“民”等概念建构了关于“人民”的知识统序，但现代意义上的“人民”一词却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中产生的。

在现代意义体系中，“人民”是一个与国家、公民、政权互为指涉的概念，是作为主权参与者的公民的集合体。“人民”成为一个政治概念。它决定着政权的合法性，“国家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国家本身，而是来自人民。”[5]

清末民初，西方现代政治思想输入中国，大量新概念新名词被翻译过来。中国知识精英们也开始在新的语境下使用“人民”概念。“人民”被与“立宪国”、“代议制”、“国家”等概念相对提出，成为一个政治概念，从而获得了现代性内涵。人民不再是君主的从属者，而是一个有着选举权、参政权的主体性概念，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参与者。梁启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频频使用“人民”一词的。孙中山则将“人民”与“国家”、“民族”概念并置：“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6]同时，孙中山也特别强调“人民”的主体性。

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所使用的“人民”已不再是古代汉语中的“人民”或“民”，而是一个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权力主体概念，但同时，这一“人民”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沿承着古代汉语“民”即懵懵无知、蒙昧无理的内涵指涉。“人民”仍然是一个“程度不足”的群体。在梁启超看来，要使人民真正拥有实际的政治主权，必须“开民智”、“新民德”。在孙中山看来，人民是“不知不觉”的。

真正使“人民”一词完成其现代意义建构的是毛泽东对“人民”的界定。毛泽东一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先进力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问道：“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7]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人民”作为人类历史创造者的意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毛泽东在其关于人民的表述中确立了一道等式：人民＝历史的创造者＝先进力量，“人民”因此不再只是一个与“国家”、“民族”互为指涉的概念，它超越了狭隘的国家、民族边界，成为一个与历史先进力量相对应的历史主体概念。“人民”也不再是蒙昧、懵懂无知的代名词，而是领导着世界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先进力量。

使“人民”概念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主体性内涵的，则是“革命”在“人民”概念中的引入。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表述中，中国革命是一场以人民为主体的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9]，而中国革命要实现的共产主义“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10]，因此，中国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先进力量。“人民”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民族概念，而是一个与革命互为支持的概念，是在与帝国主义及其相勾结的国内资本主义、封建地主的对抗中形成的，革命或者说“人民”的主体必然是无产阶级及其盟友。